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深刻的社會危機，中國的出路何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從各自的立場出發(fā)，提出自己的不同主張。

晚清時，地主階級中的洋務派提出“自強”“求富”的口號，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企圖在維護中國腐朽的封建主義社會制度和倫理原則的前提下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新的軍事和生產技術。而這兩者是不相容的。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清政府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

1851年洪秀全等發(fā)動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是中國舊式農民戰(zhàn)爭即沒有先進階級領導的單純農民戰(zhàn)爭的高峰。1898—1900年興起的義和團運動，是一場震撼中國大地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反帝愛國運動。他們英勇的斗爭給予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統(tǒng)治者以有力的打擊。但是，農民作為小生產者，并不代表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可能找到中國實現獨立和富強的正確道路。他們的斗爭不能不以失敗而告結束。

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民族資產階級逐漸發(fā)展起來。與此相適應，中國產生了一批主張進行資產階級式的改良、革新的人物。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人為主要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變法維新運動，史稱戊戌變法。維新派主張仿效西法，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讓資產階級參與政權，實施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以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發(fā)展。但是，他們的力量太小。他們僅僅依靠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企圖推行自上而下的漸進的改良。當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光緒皇帝被幽囚，維新運動瞬間夭折。這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依靠封建統(tǒng)治者自上而下地進行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正是由于看清了改良的道路走不通，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率先在中國大地上舉起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幟。

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也是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者。1894年，孫中山曾寫過《上李鴻章書》，主張“仿行西法，以籌自強”，并希望李鴻章能“玉成其志”，然未有結果。他后來講過，自己原本是贊助那種“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運動的，只是由于在實踐中不斷碰壁，方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這是當時許多先進分子包括黃興、章太炎、陳天華等人共的思想經歷。

★ 孫中山

孫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小團體興中會的時候，第一次響亮地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他在1905年發(fā)起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比較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標的政治綱領，并且努力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綱領。這個綱領就是同盟會的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不久，孫中山又把它概括為三大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后被稱為三民主義。這場革命的直接任務是推翻清朝政府，結束君主專制制度的統(tǒng)治；由于這個政府已經是帝國主義列強用來統(tǒng)治中國的工具，因此它實際上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性質。

在孫中山領導和影響下，1911年10月神州大地爆發(fā)了辛亥革命。這場革命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由資產階級革命派——同盟會領導。這個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具有偉大的意義。首先，它推翻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統(tǒng)治，給予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封建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從此中國的反動階級就亂了陣腳，再也不可能建立起穩(wěn)定的統(tǒng)治秩序了。其次，它結束了在中國延續(xù)了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體，有力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漲，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任何復辟帝制的企圖都不能不由于遭到廣大人民的反對而歸于破產。再次，它沖破了封建主義的樊籬，推動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推動了中國的社會變革，促進了中國近代教育事業(yè)、新聞出版事業(yè)、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進步和發(fā)展。它還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的解放。它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鼓舞和激勵著中國的先進分子為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而奮斗。總之，它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歷史性巨變，是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奮起革命的一個偉大里程碑。

★ 武昌起義軍攻破清廷湖廣總督衙門。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明顯的局限：第一，它沒有提出一個明確而完整的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封建社會制度的綱領；第二，它沒有比較廣泛地發(fā)動并依靠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和其他下層勞動群眾；第三，它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勝利地領導這場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原因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還太微弱，并且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著難以完全割斷的聯系，而同廣大的下層勞動群眾則嚴重地脫離。這使得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勇氣也沒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進行到底。辛亥革命的果實很快就被北洋軍閥的首領袁世凱所竊取。初生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只存在了幾個月即告夭折。

毛澤東指出：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頁。）在封建軍閥的專制統(tǒng)治下，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愈陷愈深了。

辛亥革命的失敗，宣告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的破產。“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個教訓實在是太慘痛也太深刻了。它使得一些立志為中國的獨立和富強而斗爭的先進分子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正是這種懷疑，推動著他們去探索挽救中國危亡的新的途徑。許多參加過辛亥革命或受辛亥革命影響很大的人，后來成為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參與創(chuàng)建或陸續(x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而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一些人則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真誠的朋友，這些都不是偶然的。林伯渠在回顧自己的思想歷程時說：“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經過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于是慢慢的從痛苦經驗中，發(fā)現了此路不通，終于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里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